将星陨落:石堡城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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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忠嗣,初名王训,太原人,出身于军旅家庭,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年间抗击吐蕃的一员骁将,官任太子右卫率、丰安军使,以骁勇善战闻名于陇西一带。开元二年七月,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渭州(今甘肃平凉市)附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,王海宾任先锋,在渭州西面的武阶驿与敌军遭遇,经过一番苦战,大破吐军前锋,杀获甚众。

吐蕃军队迅速反扑,出动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王海宾部团团包围。形势危急之时,后方的唐军诸将因嫉妒王海宾的军功,竟然全都按兵不动。王海宾力战多时,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殉国。其后,唐军主力才乘势发动反攻,大破吐蕃军队,斩首一万七千级,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、牛羊十四万头。

战后,玄宗感念王海宾的忠勇,追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。

王海宾为国捐躯的这一年,王训年仅九岁,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抚养,并授予朝散大夫、尚辇奉御之职,赐名忠嗣。正所谓将门出虎子,王忠嗣长大后,为人英武沉毅,稳重寡言,并熟读兵书,谋略过人。玄宗经常召见他,与他谈论兵法,王忠嗣“应对纵横,皆出意表”,玄宗不禁赞叹:“尔后必为良将!”(《旧唐书·王忠嗣传》)

开元中期,王忠嗣进入军界,先后效力于河西节度使萧嵩、朔方节度使李祎麾下,因勇猛善战,屡立战功,历任河西讨击副使、左威卫将军、代州都督等职,赐爵清源县男,并赐紫金鱼袋。开元末,因军功显赫升任河东、朔方节度使。天宝元年,又兼灵州(今宁夏灵武西南)都督,其后率部北伐突厥,数战皆捷,致使“塞外晏然,虏不敢入”。随后因功加授左武卫大将军。

天宝四年,又兼摄御史大夫,进爵清源县公。

王忠嗣年轻时颇以勇猛善战自负,但是随着年龄、阅历的增长,尤其是在担任节度使之后,其性格中沉稳持重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。他常说:“国家升平之时,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,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。”(《旧唐书·王忠嗣传》)

很显然,王忠嗣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、头脑简单的武夫,而是一个拥有政治眼光的军事家。他深知,战争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,并不是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,更不能作为个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。换言之,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,他并不缺乏勇悍的作风,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封疆大吏,他就必须从政治、经济、国防、民生等多个角度,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战争。

王忠嗣有一张重达150斤的漆弓,但从来不用,一直藏在袋子里,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。不过王忠嗣也知道,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,普遍存在好战情绪,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,因此,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,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。

但是,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。每次出战之前,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,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,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,最后再发兵奇袭。如此一来,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伤亡,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。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,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。

然而,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、于民、于国都是有利的,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。

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。

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,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“不幸边功”的执政方略,变得好大喜功,一心想要开疆拓土,鹰扬国威。按理说,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,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,可问题是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,天子一旦好大喜功,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。在这种情况下,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,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,失去理性的驾驭,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。古今中外的历史上,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远的不说,就说隋炀帝杨广,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,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,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。

也许,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,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。可遗憾的是,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,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。

天宝五年,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,其河西、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。一时间,王忠嗣“佩四将印,控制万里,劲兵重镇,皆归掌握,自国初以来,未之有也”。(《旧唐书·王忠嗣传》)